趁现在脑筋还清楚，粗粗记下昨天的故事，留给子孙们在明后天细嚼慢咽。
1.曾祖母仙逝现在我能完整回想起来的最早的记忆片段是82年前“坐曾祖母棺材”。当时全家老小披麻戴孝，送葬队伍绵延数里不见首尾，钱纸撒得铺天盖地，鞭炮锣鼓声震耳欲聋。
时光拨回到民国廿七年闰七月(年9月)。当时天下已不太平，素以“鱼米之乡”著称的江汉平原又到了秋收农忙季节。中华大地上抗日烽火四起，武汉会战正在激烈进行。地处鄂南的小镇朱河也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中。*府忙着征集调运各种战略物资，动员青壮年参*抗敌。商会整日号召民众抵制日货，筹粮筹款支援抗战。各路部队火速奔赴炮声隆隆的前线，成群结队的伤病员川流不息地向西边大后方撤退。
就在此时，勤劳一生、德高望重的曾祖母中风后寿终正寝，享年82岁。由于家族中人丁兴旺，子孝孙贤，多年小本经营的生意颇有积累，曾祖母的葬礼十分隆重。朱河镇上不少邻居对曾祖母的离世表达了深切的惋惜和哀悼。镇上名士常百川老先生为曾祖母所作的祭文情真意切、感人肺腑。曾祖母四世同堂，五福（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齐全，年逾八旬，无疾而终。依照古老的楚地丧葬习俗，这是少有的“白喜事”，肃穆的葬礼须办得热热闹闹，顺天应人。女眷哭声中，深沉的悲伤揉杂着隐约的喜庆。据说，为了给后人保存珍贵的影像资料，当时还特地从汉口请了电影摄影师来拍摄葬礼纪录片。
曾祖母出殡时，五岁的昌济叔代表孙辈、三岁半的我代表重孙辈被安排坐在铺着虎皮花纹红毯的棺木上，一前一后。这象征着郑家后继有人，香火长绵，同时也祈请老祖宗保佑后辈万事平安、升“官”发“财”。曾祖母的棺木用材考究，制作精良，比普通棺材要厚大不少。我们两个小孩坐上后一“起棺”，就东倒西歪、前后摇晃。幸好有族人郑士椿前辈在棺木右侧扶住昌济叔，郑庆垓前辈在左侧扶我，我们两个小孩子才没有从棺材上滑落下来，坏了家中“风水”。出殡队伍从位于常巷子的“郑祥记”大屋出发，经正街向上街头缓缓行进。行至上街桥码头后，棺木被抬上船，由水路运往墨士湾家族墓地入土安葬。
据家谱记载，我曾祖父士麟公为高祖朝会公次子，字仲祥，生于年前的咸丰二年（年）壬子岁。曾祖父一生贫困，以帮工为生。他干活时即使累出大汗，也极少休息。有人语带讥讽地说：“仲祥累了也不歇息，就是想出人头地。”通过多年努力，曾祖父终于在朱河镇上开了一家店号为“郑祥兴”的布匹及杂货店。由于长年苦作，积劳成疾，曾祖父不幸于光绪廿五年（年）病逝，年仅47岁。曾祖父母育有四子一女，分别是长子庆善、次子庆钟、三女大姑、四子庆飏、五子庆午。庆善公早丧，只活了21岁。
曾祖母是新堤（今属洪湖市）人，姓李名五儿，比曾祖父小两岁。曾祖父去世后，留下孤儿寡母，家道迅速中落。曾祖母临危不乱，井井有条地将朱河镇上店铺收摊关闭。在处理完来往账目、安排好相关事情后，她老人家带着三儿一女回到乡下墨士湾老家，租佃田地耕种，克勤克俭，重创家业。当时我祖父庆钟公只有14岁、庆飏公9岁、庆午公4岁。
曾祖母深知家无良田的苦衷，明白光租田耕种、靠天吃饭是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贫困的。儿孙们必须继承刻苦耐劳、勤发苦做的父辈精神，扎扎实实学一门能养家糊口的可靠手艺。曾祖母节衣缩食，从牙缝里挤出些钱，送孩子们到私塾里旁听，让三个男孩边务农边学会识字打算盘。老二庆钟公一满18岁，就被曾祖母送到朱河街上“郑义盛布店”当学徒。老四庆飏公成年后被送到“金兴茂布店”学艺，出师后由于为人忠厚老实、技术精熟，被店里留用聘为“看白（验质）师傅”。老五庆午公一成年就试着从“三盘棋榨坊”批油挑到朱河街上零卖，每天来回两趟走十几里路，赚取微薄差价。他随身带着一个小本本，不厌其烦地将客户家中人数、用油习惯等相关信息收集记录整理，以便及时保质按量送货上门。同时，他还主动免费帮客户从乡下捎米买菜，因此深受大家欢迎。口耳相传，客户群体与日俱增。
晚辈们喜欢和曾祖母一起在夏夜的晴空下乘凉，津津有味地听老人讲陈年往事，尤其是“三盘棋”的美妙传说。据说几百年前，有两位神通广大的神仙云游到云梦泽故地，举目望去，只见稻田阡陌纵横如同棋盘，湖墩星罗棋布如同棋子，果真是风光旖旎，无边无涯。两位童颜鹤发的大仙兴致勃发，当即就以大地为棋盘，以池塘和屋墩为棋子，下了三盘惊天动地的棋。有位戴着草帽正在拾牛粪的年轻人十分好奇，就放下粪篓、撑着粪叉接连看了三盘，眼皮都没眨一下。各赢一盘后，两位不忍离去的神仙把第三盘下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连环套”，你来我往反复“打劫”。棋子不够，大仙就随手摘下天上星星来凑数。天气太热，大仙双手一拍，五路云彩便赶过来遮阴送风。博弈多时，仍胜负难分。两位仙人只得相视一笑，握手言和，然后拂拂衣袖，飘然离去。
拾粪的年轻人惊得目瞪口呆，再转眼一看，手中粪叉、脚旁粪篓早已朽坏。年轻人惦挂刚满月的儿子，连忙跑回家中，懵然发现所有的一切早己物是人非。他早上出门时屁股上还包着尿布的儿子正在热热闹闹地过六十大寿，他那“刮柒”（漂亮）“索利”（能干）的媳妇已成满头银发的八旬老妪。后来这里的人们常说：“神仙三盘棋，世上一甲子”。更妙的是这位醉心看棋的年轻人姓何，他儿子名叫“为贵”。神仙随风去，空留“棋盘乡”。仙人对坐下棋之处，就在至今仍存的“仙奕桥”。
我们郑家从江西吉安、湖南临湘“卜居来楚”时就落脚在棋盘乡墨士湾，离何家湾不远。何家姑娘若是嫁到郑家来，就变成了“郑何氏”，正合适。后来，我们慢慢明白曾祖母是在借这个有趣的故事谆谆告诫后人：“大地作棋盘机会无穷，棋局多变幻以和为贵”。先人们把新开垦的家园命名为“墨士”湾，就是希望后辈勤于耕读，胸藏书“墨”，成为明是非、讲道理的“士”。
千辛万苦熬过艰难日子后，曾祖母的三个儿子先后成家。但她不满足现状，频频鼓励敦促他们在“成家”之后“立业”。于是，庆钟公23岁结婚后不久就在朱河上街凑钱开了“郑祥和”布店。庆飏公和庆午公携手共进，于民国七年（年）在朱河中街开了“郑祥记”杂货店。两位叔祖母白天看店，照顾家小，晚上连夜炒瓜子供次日出售。
几年下来，由于勤俭持家、以诚待客，“郑祥记”的生意基础逐渐牢固，铺面一步一步扩大，在汉口建了转运站，经营品种包括食盐和洋油。民国初年*阀混战，交通堵塞，食盐奇缺，价格猛涨，“郑祥记”与汉口淮盐公所建有良好关系，货源充足，批零兼营，除销售本地外，还批销新堤、岳阳等地，获利甚丰。不久，“郑祥记”又成为美商德士古洋油公司在监南的分销点。为了扩大客源，“郑祥记”采购了不少灯盏，免费送给客户。
“郑祥记”十分看重自己的商业信誉。食盐久存吸潮，会增加重量。“郑祥记”卖出的食盐，一斤不是十六两，而是十七两三钱，远近闻名。有一次，一位顾客发现他买的一斤盐只有十七两一钱，少了两钱，第二天回店要求退货。庆午公复核后，发现是刚换的秤有些不准，连忙向顾客赔礼道歉，当场将新秤折断，并重新包了一斤盐免费送给发现此一问题的顾客，感谢他及时指正店家的错误。
家中人口不断增加，生意滚雪球似地累积，“郑祥记”急需扩建铺面、住房和仓库。但朱河地皮颇贵，有限的资金若是买了地就没法修建足够大的房屋来满足业务扩张的需要。曾祖母和儿子们有些踌躇，商量了几天，最后决定还是先抓住现实商机，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在买卖进出中提高资金周转效率。一年多滚动几次，即使每次都是薄利，循环起来依旧有不错的生息。
于是，“郑祥记”和号称“美公支”的朱家公会商定了一个双赢安排。由“郑祥记”出资，在朱家公会所拥有的一块位于新安巷下首的闲置地上修建一栋楼房。朱家公会保有地权但不收取地租，“郑祥记”拥有房屋使用权但无须缴纳租金。20年后，房屋所有权无偿转让给朱家公会，郑家有权继续租用，但须按市价付租。这样取长补短的安排非常类似于如今的BOT（建造—运营—移交）项目，在八十多年前的确是非常超前。
“郑祥记”所修的房子颇大，有三间七进，在当时的朱河属于“首屈一指”之列。前门正对长街，有宽敞铺面做生意。后门紧邻河边码头，方便船运货物上下装卸。每一进都用厚实的“封火墙”隔开，将木柱砌于砖墙之内，形成相对独立的功能空间，同时起到良好的防火防盗作用。二三十口人在屋内工作、生活并无拥挤感觉。厨房准备好饭菜后，敲竹梆子通知大家就餐。
不久，“郑祥记”南货店也开张了，生意越做越大，并在朱河周边收购棉花、粮食运往汉口，在汉口采购百货、杂货到朱河来批发销售。据说，当时的周转资金达七十余万元光洋。
曾祖母是“郑祥记”的催生婆和领航人。她老人家晚年时仍早起晚睡，检查前后门是否栓妥，排查各种隐患。她常常手持拐杖，管教子孙，稍有不顺，即举杖追罚。子孙们对这位“老祖宗”是又敬又怕。
2.家乡的河、塘、桥、井小时候，我经常和小朋友们一起到朱家河岸边玩耍。朱家河西接长江、东通洪湖，由西南缓缓流向东北，是朱河镇的母亲河，与江汉平原上四通八达的水网无缝连接。河左岸有一条“七里欠三分”的长街，上起老人仓，下至鹿苑庵。据长辈说，这条整洁光滑的长街与一位出生于朱河、名叫胡大任（字莲舫）的大人物有关。
道光十八年（年），34岁的胡大任与27岁的曾国藩一同考中戊戌科进士，得到道光皇帝的青睐。后因对抗“太平天国”有功，他官运亨通，升任山西布*使、巡抚。同治八年（年），胡大任回乡省亲，见朱河街上原有的青砖路面多年来车碾马踏、破损不堪，便慷慨解囊，从湖南山上买来青麻石，逐段铺上。朱河街上的士绅富户见状纷纷响应，出钱出力，共襄盛举。不到一年功夫，铺好的青麻石路面长过五里，宽达一丈。胡大任喜食家乡菜肴，养生有方，活了87岁，而曾国藩在金陵总督辕门病逝时只有61岁。胡大任和曾国藩互称“仁兄同年”，多有书信往来，不少原件现今仍可在湖南图书馆查阅。姑且不说两位大师交谈的内容和文采，仅从书法欣赏的角度来看，就令人叹为观止。一笔一画，出神入化。
漫步在朱河长街上，可以看到数十条巷子像鱼骨般伸展在两边，长短有别，宽窄不一。街巷中商铺鳞次栉比，平日里行人摩肩接踵。朱河镇的商业繁华主要仰仗于朱家河的舟楫之利。旧时没有公路和机动车辆，客货运输主要靠水路。当时朱河船帮的木船数占到监利全县的一半左右，并且在汉口修建了固定停泊码头。风和日丽时，我喜欢坐在岸边看小划子穿梭，点数穿过桥洞的大船数目。水鸟飞翔处，总是有不少人在悠闲地垂钓、扳筝。
朱家河两侧分布着无数大大小小的“未名池塘”。池塘中长满野生菱角和荷叶，偶尔还能看到鸳鸯和野鸭。初夏时分，荷叶旁青蛙齐鸣，与树上知了一唱一和，不知疲倦，像是在努力演奏乡下交响乐，或是在召唤各自的知音。鲜艳荷花盛开后，会结出碗口大的莲蓬。荷叶下顺根挖去，一般都能从淤泥中采到如手臂长短的多节莲藕，生熟可食。“莲藕煨汤”是朱河镇上家家锅里的一道名菜，香浓清甜，鲜而不腻，百喝不厌，养生补气。切成筒片状的藕块用细火慢煨几小时后，粉里带脆，咬一口藕断丝连。莲子和花生则是新娘上轿时的随身礼，娘家亲戚借此祝福新娘过门后“儿女双全，多子多福”。唐朝诗人皮日休路过朱河时曾感叹这里的良辰美景，写诗赞曰“处处路旁千顷稻，家家门外一渠莲”。
我童年时朱家河上架有三座古老木桥，都是靠募捐集资建造。上游那座桥远在老人仓，中间那座在上街头的庙巷子，下游那座紧挨着祠巷子。桥上可走车马，桥下能行大船。每年端阳节龙舟竞渡、七月十五放荷花灯，人气最旺的地方就在这三座桥之间。朱河的粽子棱角分明，晶莹剔透，又白又糯，格外可口，吃上两三个就能保半天不饿。据老人们讲，端阳节所纪念的楚国诗人屈原大夫是在监利的离湖完成了他的代表作《离骚》。江浙一带过端阳节时所怀念的伍子胥就出生在离朱河不远的*歇镇伍家场。值得痛惜的是这两位深受爱戴的千古伟人都是死于非命。伍子胥于公元前年被吴王夫差赐死，并抛尸钱塘江。屈原被楚顷襄王驱逐出郢都，流浪18年后当白起率秦*攻破楚国都城时（公元前年）怀石投江而亡。他们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无限热爱，“虽九死其犹未悔”，可万恶的君王却丝毫不爱他们。后生晚辈只能眼望河水东逝，“长太息以掩涕”…...
“七月半中元节”是祭拜祖先、安抚孤*野*的日子。家家户户都会准备几盏河灯，待明月高升、天色渐暗后将灯点亮，放入河中，然后任其随波逐流。大多数河灯的形状相对简单，和莲花相近，能平稳漂流水中，确保灯火不灭。也有些商铺大户会花心思制作更精美的船形河灯，“船”上布满楼台亭阁、飞禽走兽，挂着“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等吉祥标语，“船”舷上标有商铺名号。虔诚的放灯人会久久伫立岸边，目送自己的河灯渐渐远去。等人聚多了，朱家河开始水波灯影交相辉映，忽明忽灭的灯火似点点繁星在碧波上跳跃漂移。放灯人中有祈求子女在外平安的老人，有希望老人病体康复的孝子，有盼望丈夫远行早归的妇人，有祝福儿女金榜题名的父母，还有祝愿早日收获甜蜜爱情的少男少女。总之，一盏灯就是一份心愿、一簇希望。
长年的风吹雨打、洪流冲击使得朱家河上的三座桥梁时常需要修缮，免不了要更换桥桩、加固桥架、修补面板，常常是“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这些都是公益事业，由商会发起组织，我们郑家从来都是积极参与，毫不吝啬。曾祖母常说：“修桥补路，积德行善，会保佑邻里平安、福荫子孙后代。”
直到近代有自来水管网之前，朱家河既是两岸绝大多数居民的饮用水来源，同时也是民众的洗涤之处。清晨傍晚，棒槌声此起彼伏，颇有节奏感，仿佛是在给女人们的“家长里短”打拍子。李白诗曰“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描述的大概就是这般光景。那时尚无“污水收集与处理”的概念和技术，朱家河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生活污水和雨水的汇集之处，其水质浑浊可想而知，河岸边常常飘满球藻和绿萍。
不少人家在厨房里备上几口大缸，用明矾来加速水中杂质沉淀。这些大水缸一般都是半埋在地下，从河里挑来的水经净化后再逐缸轮流使用。旱季河中水少时，有人会驾船到桐梓湖中心，将洁净的“湖心水”运到镇上售卖。为了保障饮用水的“量”和“质”，有些商户就在自家院落里掘井。井挖得越深，水质会越好。“郑祥记”年给曾祖母修建养老之处时，曾掘有一口深井，四壁砖砌，水质清澈甘冽、终年不竭。此井现仍在“春和布店”屋后，设有围墙加以保护。
3.月夜逃难曾祖母驾鹤西去后不到两个月，气势汹汹的日寇于年10月25日攻占武汉。仅仅四天后（10月29日），离朱河不到一百里的新堤镇失守，那里是曾祖母的娘家故乡。隔了大约十天（11月8日），日*大佐岩崎民男率部从岳阳乘汽艇渡江猛攻监利。沿江多个战略要地相继沦陷，所有水陆码头均被日*炮火摧毁。
日*随即强征大量民工，在监利县的白螺矶和杨林山修建了两个*用机场。日机不停地从这里起飞，去轰炸沙市、长沙和宜昌，甚至偷袭陪都重庆。日机从白螺矶飞到朱河只需要大约十分钟。为了泯灭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日机飞来时总要向人群聚集处和商业繁华街丢炸弹。一颗炸弹着地，十几个人顿时血肉横飞。一时间民众死伤无数，不少民房被炸毁炸坏。“郑祥记”新修的疋头布匹店的前门一角被两颗炸弹命中，顷刻变成废墟。
炮火连天之时交通中断，金融崩溃，音讯难通。武汉和岳阳沦陷后，长江航道也被封锁。与外界有货物往来的监利商户除了歇业避险，真的是走投无路、别无选择。“郑祥记”在武汉和监利经营的民生用品（粮食、棉花、洋油、食盐等）瞬间成了敌我双方都急需的紧俏战略物资。留滞在武汉的所有库存被日寇掠夺殆尽。在途运输的棉花夹子，整船整车被扣押。日寇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给原本欣欣向荣的“郑祥记”致命一击。顺理成章的既有生意难以为继，雄心勃勃的扩张计划化为乌有。熊熊战火烧到了家门口，一大家老小的生命安全时时刻刻受到威胁。相较之下，巨大的财产损失早已无足轻重。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家中长辈商量后很快便决定不在沦陷区苟且偷生，尽快举家逃往抗战大后方。只要全家齐心协力，百折不挠，像在监利一样勤发苦做，哪怕再租田耕种也能另谋生路。庆飏、庆午两位叔祖父迅速规划了路径，安排了留守，结清了账目，一家数十口就带着“细软”和必需的生活用品，踏上了千里避战祸的逃难之路。我们准备先从朱河赶到汴河剅，然后换坐牛车到搭马洲江边。从搭马洲开始改走水路，雇一条民船沿荆江逆流而上，经宜昌穿三峡，最后抵达战时首都重庆。
当时我父母年纪尚轻（不到三十），家当不多，简单收拾了一下，就背起幼小的我跟随“逃难大队”启程了。第一天还算顺利，朱河到汴河剅的距离只有二十多里，而且有通往县城的大路可走。我们缓缓而行，尚未觉得十分颠簸。到达汴河剅后，一家人挤在远亲胡直庭户长家的堂屋里歇息，同时等待船家何时到岸的消息。
焦急等待两夜后，终于确切得知所雇民船将于后天中午靠岸搭马洲。第三天清早，父母他们先给老人小孩准备早餐，然后又为未来数日的船上生活备齐必需的食宿用品。“逃难大队”向搭马洲出发时，时间已近正午。一大家人坐着七八辆从乡下借来的四轮牛车，由十几头平常用来耕田犁地的大水牛拖行。这一段完全没有公路，只能行走在泥泞的小路上和洲田里，接二连三穿垸翻堤。牛车重心低，车轮压强小，不易翻覆，可以“水陆两用”。当时洪讯还没完全消退，路上田内满是积水。牛车行走时发出重复的“吱嘎吱嘎”声，似乎是在唱一首旋律单调的歌。
一路上牛要吃草，人要吃饭，走走停停，拖拖沓沓。行至搭马洲时，已是深更半夜。那时正值秋末冬初，露寒霜侵，从江上吹来的凉风阵阵拂过，天上还沥沥拉拉喷些小雨。全家男女老幼在牛车上苦熬了十多个钟头，体质弱的，已经开始感到身体不适。我挤在父母中间，仰面朝天，看到半个月亮不时被乌云遮掩。从牛车上搬完行李物件，三更时分已过。大家只得在朋友家中和衣而卧，稍微眯上几个小时，静静等待天明后到江边上船。
第四天清晨天刚麻麻亮，我开始打寒战、发高烧、叫头痛。祖辈紧急请来当地郎中诊断一番，断定我得了“天花”，有生命危险，且有极强的传染性，不能继续和大家同行。不得已，父母只好带我折返朱河，再找医生治疗。父亲把我们母子二人在朱河安顿妥当后，从旱路赶往宜昌和“逃难大队”会合，冀望找好落脚点后，再回来接我们母子到重庆团聚。
后来听说庆午公三年后从重庆到湖南省南县去紧急处理一批棉花，也是突发急病，却得不到及时救治，亡故于民国卅年九月二十三（年11月10日），终年只有46岁。
4.外婆家的温馨母亲和我离开“逃难大队”撤回朱河后，暂时借住在外公外婆家。经过医生的精心诊治和家人无微不至的照护，过了大约两三个月，在己卯年（年）春节前我就痊愈了，而且没有留下“天花”后遗症，变成大麻脸。这时，我年满四周岁，深深感受到了外婆家的温馨与挚爱。
后来读报时了解到顺治皇帝23岁时驾崩，是因为他得了“天花”；康熙皇帝8岁登基，是因为他得过“天花”，脸上长有明显麻点。没想到“天花”从某种程度上间接改写了中国的历史，当然也改写了我个人的历史。年初冬向重庆出发时我还是一个三四岁的孩童，年9月我首次抵达重庆时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翁。一路上曲曲折折，竟然走了整整81年。
我外公姓*，名昆弟，原先住在离朱河不远的*杨村，过着农商兼营、以农为主的平静生活。清帝退位后，*阀混战，兵匪横行乡里、鱼肉民众。老实巴交的老百姓是兵匪抢掠的首选对象。外公忍耐了一段时间，最后还是只好忍痛抛弃祖传田产，于民国六年母亲五岁时举家迁至朱河正街，靠经营米店和“搭作槽坊”来维持小康家计。外公没有足够的资金建造厂房、置办设备、雇佣员工。他的主要经营是从乡亲那里收购稻谷和高粱，找当地设施齐全的伙伴（主要是老字号“文瑜记槽坊”）进行“来料加工”合作，支付相应费用，然后将加工过的大米和烧酒转卖给消费端客户。他终日辛辛苦苦，赚的实际上是自身投入精力、承担风险后所应得的“劳务费”。外公外婆子女不多，只有一儿一女。我母亲是长女，名叫*传珍，舅舅叫*传清。
我是外公外婆当时唯一的孙辈，自然被他们当作掌上明珠，百般宠爱。我能住在家中养病，外公外婆十分开心。外公每天都要和我玩一会，让我在他的膝间爬上爬下。外婆则想方设法给我做好吃的，给我补充营养，希望我快快康复。有天早上，我起得比较早，路过外公房间时看到外公正在起床。只见他将被子揭开，拿出两块一尺见方的白布将脚包上，再穿上布袜，套上鞋子。外公走出房门把我轻轻抱起，举过头顶，爷孙俩一起高兴得哈哈大笑。外公脸上的慈祥笑容，就一直印在我的脑海中，像镌刻在石碑上一样。
传清舅舅和传仁堂舅经常带我到街上玩，买些点心零食给我吃。他们见我病情好转，气色渐佳，非常高兴。有一天，春暖花开，天气晴好。我们三人转悠到由瑞典循道公会神父建造的“福音堂”前游玩，那里是朱河镇上比较新潮的地方。走到当时朱河仅有的一家照相馆门前时，传清舅舅被橱窗中漂亮的“样板照”吸引，说：“我们也一起照张合影留着纪念吧。”于是，我就有了人生中的第一张照片。合影中两位舅父戴着六折瓜皮帽，身穿长袍，手上搭着毛线长围巾，脚上穿着擦得锃光瓦亮的皮鞋。我也穿着长袍，袍上套着背褂，头上戴一顶六角*帽。我坐在一张茶几上，两位舅父站立两旁。
这张摄于年春的珍贵照片洗了两张，由两位舅父分别保管。可惜传清舅舅在24岁时英年早逝，他手上的那张照片转交给我母亲。由于我家条件有限，多次搬家，这张珍藏多年的照片在年被大雨毁坏。因为传清舅舅的儿子*祖发是遗腹子，从来没见过他父亲，这张照片是少有的甚至可能是唯一的“见面机会”。20世纪70年代，我去湖南看望传仁堂舅时还曾见过他保留的这张照片，可惜一直没有机会翻拍下来。堂舅过世后，他的遗物也经历过多次清理。近年来我做了不少努力，希望能托亲戚找到这张有81年历史的老照片，遗憾的是“至今未果”。
转眼到了年夏天，天气开始炎热起来。有天下午，我搬了一把小躺椅，坐在外公家门口阴凉处玩耍。突然，不知为何街上的人们慌乱起来，店铺纷纷关门。外公也异常紧张，赶紧把我抱进屋里，然后栓上大门。外公后来告诉我，那是“乱兵抓飞丁”。在撤退或进攻时，乱兵需要“苦力”搬运枪支和物资，抬送伤员。他们不由分说，在街上胡乱抓人，谁碰到就活该倒霉。此时无人敢在街上停留，只能闭门躲避，惟恐避之不及。
夏天过了大约一半，树上知了叫得更欢了。父亲从宜昌回到朱河，准备接我们去重庆。有天中午，我还是把小躺椅搬到外公家门口，准备像往常一样边纳凉边玩耍。屁股还没坐下来，我就忽然觉得膝盖疼痛无比。外公又是一把将我抱进屋内，心疼地问我哪里不舒服。我手指着膝盖，连声说“‘和脑壳’疼、疼、疼”。“和脑壳”在朱河土话中就是“膝盖”。外公马上吩咐传清舅舅先送我回家，让我父母赶紧接郎中过来看看。
父亲当天就到治疗跌打损伤远近闻名的李万泰诊所，把郎中李二伯接了过来。李二伯仔细检查了一番，判断可能是生了“双膝瘤”，眼下还不能完全肯定，需要再观察几天。三天过后，李二伯再作检查，确定的确是膝上长瘤。他决定马上进行手术切割，在我双腿上各开了一刀。后来母亲告诉我，当时刀子一插进去，里面的胧包就倾泻而出，臭味很大。据李二伯讲，和我同时生此病的还有两人，一个是郑昌钰，另一个是张开元。经过及时治疗，我的膝盖逐渐恢复了正常，但腿上留下的两个疤印60年后才慢慢消失，现在若是仔细察看还能看到隐约不明的伤痕。昌钰和开元两位却未能完全康复，后来都成了跛子。
由于我的腿脚不便，无法随父亲去重庆，只好又和母亲一起留在朱河休养。
5.跑飞机年年底日*占领同属监利县的螺山和白螺矶后，朱河附近成为国*与日*交战的最前线。双方在此对峙拉锯四年多，势力范围犬牙交错，直到年2月15日清早监利县城沦陷。在这段时间内虽然街面上还看不到打着“膏药旗”的东洋兵横冲直闯，天上的日本飞机却像苍蝇一样在人们头顶飞来飞去，往人群和集市丢炸弹。作为监南商业文化中心的朱河镇多次遭到日机狂轰滥炸。年6月19日，日机在朱河投掷硫磺弹，整个镇上弥漫在火海之中。两百余家店铺、上千处民宅惨遭燹毁。殷盛一时的朱河从此一蹶不振，四处都是断壁残垣。
当时朱河镇没有大城市才有的“防空警报”，也没有山区常见的“防空洞”。由于与日*机场相距实在太近，日机来袭时朱河民众根本来不及反应。日机炸死不少人后，镇上保甲长开始组织老弱民众向目标较小的郊区乡下疏散，俗称“跑飞机”。民众每天清早天微亮时简单吃点东西，带上干粮和最必需的用品，到镇边村落躲避，下午天擦黑时回家。外公外婆担心我们母子的安全，就要我们每天都跟着邻居一起“跑飞机”，躲藏到近郊的冯薛李村。就这样跑来跑去，早出晚归，跑了差不多大半年。
不久，父亲再次从宜昌回来。他看到我们母子二人每天慌慌张张“跑飞机”，既不安全又太辛苦，就安排我们直接住到小石垸*古桥他姨表兄*洪举家中。这里隔壁左右只有几间简陋的农家房屋，日机肯定不会费功夫飞来轰炸。在这里，我们过了两个多月相对安宁的田园生活。
父亲陪了我们母子几天后，又匆忙赶着去宜昌帮助处理一些家族事务。好不容易刚在*古桥住定下来，就意外得知外公得急病过世，母亲和我悲痛万分。差不多一个月后，母亲于阴历九月十三（阳历年10月25日）在洪举表伯家生下一个女儿。这个妹妹出生于兵荒马乱之际，父亲就给她取名“兵芳”。
兵芳妹妹还没满月时，发生过一桩奇怪的事情。有天夜晚，月黑风高，万籁俱寂。母亲正在哄妹妹入睡，突然从村口涌来一伙人，打着火把，朝洪举表伯家方向快步而来。零乱沉重的脚步踏碎了湖村月夜的宁静。不一会，只听隔壁有女人尖叫了一声“谁呀？”紧接着听到有瓦钵从高处摔落下来的破碎声。外面来的那伙人急促地说“在屋里，在屋里”。接着听到门“啪”地响了一下，好像是女人被抢走了。我们当时吓得腿直发抖，以为是来了啸聚湖区的土匪，抢完一家再抢下一家。
第二天早上，洪举表伯笑着过来安慰母亲，告知说昨夜不是湖匪登门，是一群光棍“抢亲”。村里女人丧夫后往往会被认为是不祥之人，有“克夫命”，一般大户人家不敢明媒正娶。邻居们也希望她有个好的归宿，俗话说“寡妇门前是非多”。那些出身贫寒、无力娶妻的光棍根本毫无顾虑，只要探悉某处出现寡妇，便会邀亲聚友，伺机将其抢回成亲。若是寡妇志在守节，她必拼死反抗不从，抱着一根柱子大声哭喊，惊动家人四邻，抢亲的人见状往往只得作罢。有些寡妇失去了收入来源，生活艰难，其娘家反而希望有人“接棒”，常常事先做点通风报信的动作。若是抢亲的人在门口听到寡妇摔钵砸盆，那更是“大功告成”的信号，说明她与过去的生活不再有任何瓜葛了。
当时，重庆大后方需要大量棉花制造*服，而中国主要产棉区大都已经落入敌手，海上进口通道也被敌人封死。江汉平原盛产棉花，收购转运棉花原本是“郑祥记”的日常业务。于是，“郑祥记”就把“棉花收购”当成一场责无旁贷的战斗，冒着巨大风险和敌人争夺有限的资源。两位叔祖父安排我父亲在监利县城设立一个收购站，把从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收购的棉花打包后交给可靠人员经长江水路往西运至四川。
父亲接到任务后快马加鞭，很快就在县城里做好了必要的安排，然后准备从*古桥接回我们母子三人。兵芳妹妹出生前后母亲时时刻刻担惊受怕，四处奔走躲避日机。外公的意外去世又给母亲带来巨大的悲痛。妹妹出生时体质非常虚弱，母乳不足，营养缺乏，一直处于生病状态。和父亲重聚后，我们就准备搬到还在国民*府掌控之中的县城居住。途经朱河时，兵芳妹妹的病情突然加重。一家人只好停下来为妹妹治病。找了几位医生来家诊断，但当时药品奇缺，就是神医也回天乏术。
可怜的兵芳妹妹生不逢时，只活了短短九个月就离开了这个对她而言也许并不值得留恋的人世。
6.战时的忙碌与平静屋漏偏逢连夜雨，帆破又遇顶头风。兵芳妹妹离世后不久，舅母快要临产时传清舅舅又一病不起，尚未见到自己的儿子就撒手人寰。母亲接连失去父亲和兄弟，每日以泪洗面，只能强忍着悲痛处理各种事情。等舅母生下表弟*祖发后，我们才按原计划搬到县城，前前后后花了近一年的时间。这时已是年冬，我快满五岁。
从朱河镇出发，往西北方向走大约56华里，就到了县城。当时没有一条可供机动车辆行驶的公路。陆路交通工具主要是牛车、马车和手推独轮车。稍有钱的人有时会雇轿夫抬行。抵达县城后，我们先是住在后街孙永兴花行里，不久搬到北门正街李家公屋，与郑福垓、郑洪祖一家人同屋。这时，“棉花收购站”的生意开始紧张有序地忙碌起来，形成了父亲主外、母亲主内的局面。每天父亲四处奔波，查行情、管调度、协调各支点业务，同时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