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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先生，请进请进。”十九局并不属于公检法系统，相比之下，它的性质更接近于一个特设组织。所以，即使袁蒙便衣行事，可以跟服务生说自己是警察，但在真正的警察面前，他也只能是“袁先生”。
“好的。”设备另一端传来椅子被拖动的声音，他应该是坐下了，“王宝瑞吗？能再说说你昨天晚上11点到12点半，也就是你发现尸体之前的这段时间都在做什么吗？”
“他喊你‘先生’？哼，什么先生，你不是警察吧？那你凭什么来问我？这俩警察都已经问了我三遍了。你们是不是有病啊，人死在我屋里都已经够晦气了，你们还扣着我不放？耽误我做生意赔偿怎么算啊？”这声音含混，还透着一丝鼻音，听起来觉得有些身体欠佳，但应该就是案发现场的第一发现者、永兴花园饭店的老板王宝瑞。能把饭店开在公共绿地上，面对警察时又完全没一点害怕的样子——这么看起来，王宝瑞确实有点来头。
“多问自然有多问的道理。在你家死的人，你说自己完全不认识，说出去谁信啊？”这警察听起来也毫不含糊，应该是个小年轻。不过他说的“多问”，确实也是一种常用的审讯手段，用来发现嫌疑人是否说谎：分段多次地问嫌疑人多个问题，看回答中是否有冲突的地方。一般情况下，没有受过特殊训练的人很难编出完美无疏漏的答案，但调取记忆说出的答案就不一样了，这种回答哪怕有冲突，顺着冲突也大多能找出记忆出错的影响因素。不过，现在就把王宝瑞当作嫌疑人，其实有点欠妥。虽然人是在他的房间里死的，但目前并没有什么证据指向他，甚至，警察们都找不出足够的理由把他扣留24小时。
王宝瑞听起来还是很有底气的，吵吵嚷嚷地说着要投诉、要记警号、还要找领导“评评理”，但毕竟袁蒙不是警察，这些威胁对他来说就太无力了。他再次开口时，声音沉稳了很多：“我的确不是警察，所以我办事也不用讲警察的规矩。你要开业？消防工商税务质监城管酒类流通办公室，你确定那里每个口都有人兜着你？哦，还有媒体——你觉得有多少人能接受去一个刚死了人的餐馆吃饭？这尸体搬出来的时候，储藏间、厨房、大厅可是串了个遍啊。”
王宝瑞不愧是开门做生意的人，听袁蒙的口气不像蒙人，语气也就软了下来：“您......袁先生是吧，我是真的不认识这人。而且我听法医说了他的死亡时间，那前后我都在包厢里算账，有俩外地小孩，喔，就跟着来的那俩服务员，当时就躺在包厢外面的大厅里，他们都可以给我作证啊。”
“你还听法医说了？哪个法医说的？”年轻警察的声音一瞬间变得严厉起来，然后转而跟袁蒙低声解释：“是，那两个服务员我们也问过了，说王老板确实没从包厢里出来过。他们那天晚上就睡在大厅里，两张椅子一拼就当床了。昨天不是中元节么，俩小孩一直在讲鬼故事，直到我们出警到了饭店，他们仍一直没睡着。”
袁蒙沉默了片刻，问了另外一个问题：“你之前有没有见过被害者？想好了再说。”
“见过！我想起来了，白天他来过店里，”王宝瑞的音调高了一点，“哎，谁也不是天天能见到死人的，我这不一紧张，刚才就忘了嘛！中午开餐的时候他好像来过。那会我在柜台里面核对水单呢，听到旁边有人喊我的名字，我一抬头，看到他就站在吧台外面呢，直愣愣地看着我，说找我有事。你说我也不认识他，就看他精神状况好像不大正常，再加上我又那么忙，所以就直接赶他走了。你问外面那俩小孩，或者问我们店里的其他人，总有人能看到吧，我没撒谎。
“之后再也没见过？”
“再见时他不就躺那了啊！我不就打电话报警了嘛！”
我听到这里心中一动，想要给袁蒙发条消息，但还没等我输入完成，袁蒙就把我想问的问了出来：“你还记得他白天来时手里拿了什么东西吗？穿的戴的有没有变过？仔细回忆回忆，越详细越好。”
“他......没什么不一样吧。手揣兜里也看不出来，衣服也没变，牛仔裤、帆布鞋......都跟白天一样——”
王宝瑞一句话还没说完，我就听设备里传来“啪”的一声——袁蒙打断了他：“王宝瑞，你老实交代，你和被害人到底什么关系？还说不认识？你们店里的柜台足足有1米3高，你说你见他那一面的时候，他就站在柜台外面，所以，你是怎么看到他手插兜，还能看到他穿的是什么鞋？”
“言多必失”这话果然不假，对谁来说都适用。王宝瑞大概是因为说谎被戳破，索性放弃了挣扎，老实交代了自己确实认识被害人：被害的乔高飞，在很久之前算是他的邻居，不过不是隔壁，而是同一条街。多年前，他们都住在斜帽胡同，乔高飞家在东口，王宝瑞住西口。不过，他们并不是什么童年玩伴，因为王宝瑞比乔高飞大了快10岁，乔高飞上小学时，王宝瑞都已经从中专辍学开始“混”了，所以交集并不多。等到后来王宝瑞家拆迁搬走时，乔高飞才不到13岁。
两个人已经很多年没见过面，今天也不知道乔高飞怎么会突然找到了永兴花园饭店，王宝瑞也是听他报了名字，才想起来这号人。他这几年凭开饭店也赚了不少，而找上门的穷亲戚、旧朋友也不少，所以，他便轻车熟路地在店里就把乔高飞打发走了。等到午餐时段结束、服务员们该备菜的备菜、该休息的休息时，他才在饭店后门——也就是离自己住的副建筑比较近的门——那里又跟乔高飞见了一面。果不其然，见面后，乔高飞就说要借钱，王宝瑞打发这种人也有经验，两个人就对着卖穷哭惨呗，没十分钟，乔高飞就走了。
“之后我就没见过他了，真没有了。”王宝瑞很努力地为自己辩解，甚至让人忘了他根本都还不是嫌疑人——虽然没有监控，但在案发时段，还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他有可能出现在案发现场。袁蒙跟问询室里的两个年轻警察告了别后，时隔几个小时终于给我发来了第一条消息：
“关于今天的事，王宝瑞应该没说谎，从他身上应该暂时得不到什么有效信息了。我准备从被害者乔高飞的其他社会关系入手，问一下乔高飞的近况，说不定他们也认识王宝瑞呢。”
这消息算什么？通知我他的决定？找我报备他的行程？我耸了耸肩，然后回复：“暂无其他意见。”
半小时后，第二条消息发来：“我已到达乔高飞现在的隔壁邻居家，也就你所提供的屋主信息叫巫鸿的那家。现在设备收声正常吗？”
“正常。常驻居住信息上显示，目前，巫鸿应该是独居状态。”也不知道袁蒙是不是反省出什么来了，半天之内对麦克的态度大变。不过这也算好事，我工作倒是方便了。
“找谁？”巫鸿家门后传来的，是一个柔和的女声。
报身份（对待一般群众，十九局的人还是自称警察更方便些，而且，他们也确实获批了一批警号）、进门、寒暄......袁蒙扮演警察像模像样。但既然他能进得了门，也就说明这一片的派出所便民服务做得不到位：要是真的警察，哪会单独一人来呢？不过若是她知道了这一点，那袁蒙也就会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另外一套说辞了。
女声自称段晓晨，是巫鸿的女朋友，目前两个人正是同居阶段。那么，屋里另外一个男声应该就是巫鸿了。
“什么？乔高飞出事了？！”巫鸿听起来非常震惊，嗓音中有着紧张带来的尖锐感，“这么多年没见他，这次搬回来才几个月......他人怎么就没了呢？”
听袁蒙简单介绍了一下案情之后，巫鸿用一点时间平复了心情，然后才缓缓开始回答袁蒙的问题：“认识，我当然认识他。我们小时候经常在一起玩，我比他大两岁，他喊我‘小巫哥哥’。”
“我上初中的时候，家里条件好了一些，而爸妈也想给我个好些的学习环境，所以我们就搬家了。那阵子，大家都说斜帽胡同有可能要拆迁，所以我们家当然也就没把房子卖掉。中学读完之后，我直接去美国念了本科和研究生，这期间跟小乔虽然偶尔有联系，但一直都没再见过面。”
“去年读完研究生回国，我就住回这原来的房子了。一是有了女朋友不大想住家里了，二是这阵子，斜帽胡同又传闻说要拆迁，于是我和爸妈商量了一下，总要有个人过来听听消息。回来之后才见到的小乔。小乔啊......他，感觉和小时候性格差别大了，看起来总是有心事，也不太爱讲话。唉，我实在是心里难受，警官先生，要不您问我吧。”
“小乔死了？是隔壁那个吗？”段晓晨的声音又出现了，带着一点不好意思，“我刚才在收拾练瑜伽的用具，不好意思，也没招待您。”
巫鸿没什么回应，袁蒙也像是也没多考虑巫鸿的心情，很直接地问他：“乔高飞看起来有心事吗？你跟他聊过吗？”
“没有，我们毕竟多年没见，是疏远了一些。”
“那，王宝瑞这个人，你认识吗？”
“王宝瑞？西胡同那个‘王猴儿’吗？嗯，我知道这人。他怎么了？他跟小乔出的事有关系吗？嗯，王猴儿那会在胡同里名声不太好，我爸妈不让我跟他玩。不过那个时候，他好像有时候会找小乔，他们......我也不知道。”
收声设备里传来手指轻轻叩击桌子的声音——这是袁蒙询问别人时的习惯之一，在对方有话不想直说时，制造一点敲击声，提醒对方直面尴尬的气氛，对一部分有顾虑的人来说是有用的，但明显巫鸿不是这类人。
巫鸿不再讲话，段晓晨倒是话越来越多，啰啰嗦嗦地说着乔高飞看起来不太开朗、工作家境也都比自己的男朋友差得远；又让巫鸿振作一些，不要影响到过一阵子的公务员考试政审；随后又开始关心案子的进程，问凶手有眉目没有、乔高飞具体是怎么死的......正当我想今天大概问不出什么有用的信息时，袁蒙就告辞离开了巫鸿家，并在告别时特地对他说：“之后说不定还需要您配合调查，您如果想起最近有什么异常情况也请联系我，哪怕是您觉得不重要的。因为，有没有帮忙我们作为专业人士会有自己的判断。”
呵，还吹呢！最近可是有不少翻车的“专业人士”。我的腹诽还没结束，就听到“嘭”的关车门声，随即就收到了袁蒙的消息：“巫鸿有不愿意讲的事情。”
“不单如此，他对乔高飞的死，有着明显的回避倾向：你和他的女朋友段晓晨都使用了‘被害’、‘死’这类字眼，但巫鸿对于这类词是全程回避了。不仅如此，他对乔高飞的死状、死因等也毫不关心，空有震惊和悲伤，实际给不出一点有用的信息。”
“你觉得他是不愿意给，还是不敢给？”
袁蒙意指巫鸿可能受到了某些人威胁，甚至有暗示是王宝瑞的意思，但我并不这么想：“以‘王宝瑞是凶手’作基础推论的话，那么他应该做了以下几件事：
1.提前威胁巫鸿不许透露自己和乔高飞的矛盾——他昨天报了案后，身边就一直有警察，如果要威胁只能是提前；
2.想办法制造了不在场证明，让乔高飞死在自己家；
3.不好好准备证词，在被警察询问时也会有前后的态度转变——如果他真有预案，才不会那么容易就被你问出来。
硬说这几点之间没冲突也可以，但如果我是王宝瑞，完全就没必要把事情搞得这么麻烦，如果不在场证明够硬气，那威胁根本就没必要，何况巫鸿的隐瞒也不一定是受了威胁。”
“还有可能是因为什么？他的隐瞒和回避，总要有些理由吧。”
“比较普遍的情况还有......乔高飞是巫鸿动手杀的。出于后悔和愧疚，他不想把‘死’字和乔高飞联系在一起；因为不想被捕，所以隐瞒。”
“你为什么不早说？刚才我在他家时你要是这么说，我不就直接确认他的不在场证明了？”
“您是我的服务对象，不是我的工作搭档。您那时没提服务需求，我以为您有别的打算。”我又在袁蒙看不到的地方耸了耸肩。本来么，现在什么证据都没有，对待受害者的朋友没必要草木皆兵。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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