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生活报」
处暑，二十四节气之十四，秋天的第二个节气，在公历8月22日至8月24日交节。《月令七十二候集解》释义：“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矣。”江南三伏天“出伏”恰在处暑前后。此时，灼烤江南大地三四十天的闷热高温天气终于画上句号，然而暑气犹存，“秋老虎”正张牙舞爪地在发威。俗语有“处暑十八盆，天气自然凉”，说的是处暑以后依旧炎热，每天需用一盆水洗澡，待洗完十八盆后，节气已到了白露，则秋凉已浓。不过，处暑的天气是“炎热在中午”，早晚却是凉爽的，再加上不时地来上一两场雨，正可谓是“渐有新凉递好秋”。#抬猛将驱蝗虫#处暑节气，田野中青黄相间，繁重的耘耥工作告一段落，农人只盼下几场雨，等着稻子吐穗结实，丰收也就安然可期了。此时，农人最担心的便是蝗虫之灾。明人徐光启在《除蝗疏》中谈到传统农业生产要面临三大灾，“曰水，曰旱，曰蝗”。涝旱之灾或因地势高低犹有幸免可能，但铺天盖地而来的蝗虫只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由于大规模人力捕捉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一旦蝗灾发生，农人只能在稻田中撒些石灰，以期能够阻止蝗虫侵害，可惜收效甚微。于是农人们便会寄希望于冥冥之中的神灵，祈求它驱蝗赐福。
对驱蝗神的信仰南北方都有，江南稻作区祀拜刘姓猛将居多，亦称“猛将神”。此信仰起于何时，目前并无信史可考。至于这位猛将神究竟为何人，也是众说纷纭，有宋代抗金名将刘锜、南宋末年死难的文州知州刘锐、元末江淮指挥使刘承忠等等说法，其中，在太湖流域流传较广的人物是刘承忠。根据《大清会典》《大清通礼》《大清一统志》等书的记载，他是吴川（今广东湛江）人，元末江淮指挥使，能灭蝗，元亡时自沉于河，后被奉为猛将神。
旧时，驱蝗对农人的生计实在是太重要了，人们便带着一种亲近的感情去想象猛将神，将其密切地融入自己的生活中，对猛将神进行彻头彻尾的“改造”。苏州许多村镇的猛将神多数是光头赤脚、短衫短裤的“放牛娃”形象。其中，芦墟镇流传的一个传说更加令人唏嘘。相传某一年水稻扬花之时，蝗虫飞来啃食稻谷。当地一个放牛娃，舍身喂蝗虫，最后被蝗虫啃得只剩下一副骨架，蝗虫就此飞走了。为了报答这个放牛娃的恩情，当地民众就着他的骨架敷泥贴金，塑起一尊真身像，奉他为“蝗虫菩萨”，年年烧香祭祀，祈求免受蝗灾。此外，猛将神甚至变成了渔民的保护神，比如苏州吴江流传的故事中，猛将神的原型人物名为刘阿大，过着半渔半农的生活；在嘉善，传说则是刘承忠放弃指挥使的官职，变为当地的一个渔民，改名为刘猛。后被供奉为猛将神。在太湖流域的民间俗神中，猛将的地位与神农、后羿、句芒并列，是重要的农业之神。旧时，各地除了立庙祭祀外，每年春秋两季还有固定的“抬猛将”活动。第一次是农历正月，从元旦开始一直持续到元宵节；另一次便是处暑七月半之时，《清嘉录》称之为“烧青苗”。“是时，田夫耕甫毕”，农家在田里插五彩三角纸旗，称作“猛将令箭”，寓意猛将下令驱除害虫。至于这些旗帜的实际作用，倒是对驱赶啄食稻实的鸟雀有用。“烧青苗”中有“嘻猛将”一环，各村村民要抬着猛将神塑像在田头奔跑，一边“奔走如飞”，一边抬着神像左右摇摆，以“倾跌为乐”，直到把它横过来与地面平行，看热闹的人则发出一阵阵叫好声。如今，吴江地区的乡村仍有此俗，举办时往往全村欢腾，如过节一般热闹。#祭祖先放河灯#处暑临近农历七月十五，民谚有“七月初一鬼门开，七月十四鬼乱窜”。提到此日，人们自然想到了“鬼节”，不过若是追溯源头，还有“中元节”“孟兰盆节”“七月半”等等不同的称呼，是一个三教合流的传统节日。“中元节”是道教的说法，道教诸神中有天官、地官、水官三位，合称“三官大帝”，他们分别在“三元日”为天地检校人间之事以定赏罚。在道教选择用“七月十五”为“鬼节”之前，这一天就已经被佛教定名为盂兰盆节了。作为一种供品盛器，孟兰盆被认为具有可解救堕入地狱的苦难众生的作用。西晋时，佛经《盂兰盆经》被翻译传入中国，经文中有“目连救母”的故事，颇合我国传统的孝道，经过南朝梁武帝萧衍的提倡，此日便成为供奉佛祖的全民性节日。在民间，“七月十五”被称为“七月半”，人们在此日祭祖荐新，缅怀先人。吴地旧俗，七月半家家或在家祭祀，或前往墓地祭拜，无不从俗。祭祀的供品十分丰厚，周密《武林旧事》记载当时杭州人按惯例准备“新米、新酱、冥衣、时果、彩缎、面棋”供奉祖先，因供品要素食，就连“屠门亦为之罢市”。宋人吴自牧《梦梁录》又说祭祖的供品中还有鸡冠花、油饼、酸馅、乳糕、丰糕之类，甚是丰富。还有卖麻谷窠儿的，将此物系在桌脚上祭祖，“寓预报秋成”。及至清末，杭州人仍有“中元接祖”之俗，此俗在江南一带“惟吾杭有之，他处则无”。清人范祖述《杭俗遗风》中记载杭州人“七月十二接祖，十三、十五祭祖，十七送祖”。对此，近人洪如嵩解释说，接祖之俗缘起于南宋。当年宋室南渡，不少官员士大夫来到杭州。到了中元节，本应该祭祖，可他们祖辈的墓都在旧都，根本无从祭起，于是便有了接祖之举，相沿成习，代代如此。时至今日，杭嘉湖一带有“七月半吃馄饨”的惯例，此日要用馄饨祭祖，仪式完毕，家人分食。浙江温岭人则要供千层糕和鲜粉。浙江东阳人祭祖用一种名为糖饧（亦称糖洋）的甜点，祭毕，子孙分食，因此亦有“七月半，糖洋顿”之说。
凡是临水之地，在这一天大都有放水灯的习俗。此俗本源于佛教盂兰盆节中的河灯会，寓意告慰亡灵、报养父母之恩，后来亦加入祈祷亲人安康、稻谷丰收之意。河灯，通常用纸做成，形状各异，有的形如船，有的状如荷花，有的看似碗盆，变化甚多。河灯灯纸上涂蜡，内置蜡烛，点燃后任其在水面上漂荡。空中明月初升，水面烛影闪亮，如繁星落水明灭浮动，层次错落，极为壮观。清代，杭州西湖放河灯更是壮观，清人蒋鑨《西湖竹枝词·放河灯》中云：“中元繁盛放湖灯，东角吴山月又升。梵呗翻因箫管亮，红灯摇漾玉波澄。”碧波荡漾，万盏河灯，灯火晶明，让人难以忘怀。江南多水，放河灯便利，绍兴人将放入水中的灯称为“湖灯”，湖灯上罩莲花形灯壳。人们可以坐在船上，随着湖灯漂荡，如在荷花丛中一般，情趣无限。待到湖灯沉入湖底，放灯仪式才告结束。绍兴方言中有“放湖灯”一词，专指收不回的债、没有结果的事，正如放出的湖灯一去不复返。此外，还有浦阳江上的河灯会，以芭蕉叶、桐树叶、薄木板、竹片和油纸做成的油灯、烛灯，将河面照得一片光明，给七月半的夜晚平添一种祥和、热闹的气氛。#处暑鸭酸梅汤#处暑，正是夏秋相交之时，夏季的酷热逐渐减轻，慢慢转向天气旱燥的秋季，人体极易受到“燥邪”的侵扰，而出现口唇干裂、身体燥热、咽喉肿痛等症状，虽不甚严重，却足以扰得人心神不宁。于是，民间多有食疗滋补之法，消暑防燥，慰藉身心。江南各地多有处暑吃鸭的习俗，尤以南京为盛。南朝梁吴兴故（今浙江安吉）人吴均在《齐春秋》中记载了一段往事。梁太平元年（年），北齐军队进攻梁都城建康（今南京），两军在南京幕府山区对峙。此时会稽太守陈蒨（即后来的陈文帝）为梁军送来了三千石大米和一千只鸭子。军士们炊米烹鸭，饱餐一顿之后，士气大振，一举击败北齐大军。鸭肉让虚弱不堪的士兵体力大增，百姓见其滋补强身之效甚佳，南京人从此食鸭渐成风气。民间有俗谚“七月半鸭，八月半芋”，人们以为农历七月中的鸭子最为肥美营养，鸭肉味甘性凉，清热去火，缓解秋燥功效显著，很适合作为处暑时祛燥的食物。自然，此时吃鸭子也是讨个好彩头，江苏一带有句老话叫“处暑送鸭，无病各家”。人们在处暑日炖个老鸭煲或是炒盆鸭肉，盛出的第一碗要请邻居先尝尝，然后全家人再痛痛快快地吃鸭子。
关于处暑鸭子的烹饪法，各地花样迭出。在烹饪鸭子方法最齐全的南京，人们按着时令吃鸭，有一种说法是“春食烤鸭，夏暖琵琶鸭，秋品桂花鸭，冬尝板鸭”，处暑最适宜的是用萝卜和麻鸭煨汤，做成清热润肺的萝卜老鸭煲。老一辈的苏州人则会做酒酿蒸鸭，这可是一道江南名菜。《红楼梦》第六十二回中，厨娘柳嫂子为讨好贾宝玉喜爱的优伶芳官，便送了对方一道“酒酿清蒸鸭”。此菜口感咸中带甜，香醇而鲜。江南鱼米之乡，物产丰富，煮鸭子时各种上好的配料都往里面塞。嘉兴海宁有一道“八宝鸭”，取来新鲜肥壮的草鸭，用料酒、老抽酱油、盐等腌制，在剖开的鸭肚子里填入栗子、白果、火腿肉丁、糯米、干贝、笋、香谷等配料，缝合鸭肚，然后先用大火，后用文火煨上好几个钟头才成。上海亦有此菜，不过做法略有差别，用碗蒸炖，出锅后拿青豆虾仁勾芡。
鸭子是补虚上品，酸梅汤则是消燥灵丹。一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州、杭州、温州等城市街头还有专门卖酸梅汤的茶摊，俗谚有“处暑酸梅汤，火气全退光”之说。北方人的酸梅汤以山楂为主料，江南人则是以乌梅做主料。江浙一带盛产一种核小肉厚的小青梅，自然晒干后，用木炭来熏，制成的乌梅还带有淡淡的烟味。制酸梅汤可简可繁，简单的方法便是拿开水冲凉过、晒干后的乌梅，加上冰糖，加水煮。当然如果想讲究一点，还可加入甘草、陈皮、鲜薄荷、玫瑰茄等配料。酸梅汤煮好后放凉，喝起来酸中带甜，甜中又有微咸，咕嘟咕嘟灌下去，那股爽快的涼意通遍全身，燥热全消。节气是四时轮转的标志，处暑之后寒暑交替，秋凉渐起，田间稻谷将迎来丰收以慰农人的辛劳，人们以丰富的食物滋补身体，多样的活动锻炼身体，以此顺应节序变化。随着处暑节气的到来，秋季也渐进渐深了！
来源：苏州艺文类自媒体
转自：澎湃新闻